中國機床工業的蹉跎、探索與救贖

6月4日，林雪萍先生的《中國機床之路，為什么越走越窄？浮塵中國機床路》（下簡稱“林文”）浮沉中國機床路 | 中國機床路為什么越走越窄？橫空出世，引發了行業內外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

新場智庫第一時間向孫喜博士約稿，請他就林文提出的中國機床工業的基本問題和基本結論，做出點評和回應。孫喜博士從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開始博士后研究時，就連續跟蹤和調研了國內多家機床企業，對機床行業的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特別是產業公地、技術自立等問題，有著不一樣的視角和理解。

我們認為有必要在林文掀起的這場熱烈討論中，各方面有識之士能從不同角度貢獻些許不同的聲音，從而為我們理解機床行業當前的困境與未來出路，提供一些補充性的視角。

作為一個曾經與中國機床工業略有交往的好事之徒，本人非常愿意看到機床工業的相關議題能夠引起如此的社會關注，也對林先生文中流露的對中國裝備工業的深沉呵護與愛惜深表敬意。

但另一方面，筆者對林文的部分觀點、包括對行業發展困境的剖析結論保留意見。

總體概括，林文嘗試回答了有關中國機床工業的幾個基本問題，即：

（1）機床行業的屬性，即那種高度依賴經驗積累、對GDP貢獻極為有限的老骨頭湯行業；

（2）機床行業當前面臨的困難部分源自對老骨頭湯行業的誤解（比如在企業經營層任用上的反復與短期性、以及在GDP上壓擔子），部分源自中國創新體系當中的結構性缺陷、即關鍵共性技術供給體系的短板；

（3）中國機床工業走出當前的困境，在有針對性地解決上述問題的前提下，還要用好資本工具，加強集團化經營、品牌化經營的能力，政策對國產設備的支持也必不可少。

在林先生強大文字駕馭能力的加持下，這些觀點以沖擊力的形式表達出來，給讀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但如果靜下心來細斟慢品，又會發現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

比如“老骨頭湯”行業的說法就創造性，但我們不禁要問有幾個行業不是老骨頭湯行業呢？即便在通信行業技術進步速度如此之快，華為也是浸淫三十載登頂行業制高點，任正非則已年屆七旬。更關鍵的是，中國機床工業真的那么缺少老骨頭嗎？誠然，經理人管理體制改變了很多國企的發展道路和命運，但這種管理體制的影響絕不是宿命論的：京東方的王東升、徐工的王民和格力的董明珠就是反抗這種體制宿命。而在中國機床工業的經理人隊伍中，從少帥干到老帥的50后、60后一把手，更是大有人在，但企業發展績效卻千差萬別。

這就提醒我們運營機制與管理體制的同等重要性：機床企業的成功不僅需要打破體制宿命，爭取長期穩定，更要在機制層面找準發展方向。

再比如說，如何理解機床工業的關鍵共性技術供給體系，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共性技術固然重要，但仍然有一批企業在共性技術供給體系缺位的情況下發展起來了。更何況，重建的原則和方向是什么？是不是參照歷史經驗，恢復行業研發院所“番號”就夠了？1999年的科技體制改革不是針對機床一個行業開展的。為什么同樣是轉制院所，建機、化工、冶金等行業的轉制院所就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生路（中聯重科、中國鋼研就是其中的典型），而機床行業“七所一院”卻多半凋零？（濟南鑄鍛所更是在2019年壯烈“犧牲”）

時至今日，我們甚至有理由提出一個新的問題：那個曾經在歷史中、傳說中存在的中國機床工業共性技術供給體系，是不是真的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有效、有力？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的確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機床工業共性技術供給體系的基本邏輯與設計思路。

本文將依次圍繞如下三個關鍵問題而展開，以闡述我們對中國機床工業現狀與改革的思考。

（1）新中國70年機床工業很大的歷史教訓是什么？

（2）自08年實施至今，04專項很大的成功經驗是什么？

（3）從這些經驗教訓出發，中國機床工業應如何盡快擺脫目前的困境？

通機路線——

理解今天中國機床工業所有困難的“總開關”

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機床工業不可謂不重視，大批機床企業在技術上不可謂不努力，但中國機床工業體系的發展與創新卻表現出長期且嚴重的脆弱性。林文所說的“十年一周期”就是其典型體現。當年機床行業的18羅漢，最后幾乎都黯然退場，除了濟南二機床。

正是由于這種脆弱的能力積累，西方企業每次發起的技術升級，都會將中國機床企業置于“供非所需、需不能供”的困窘之境，而不是憑借開發能力和品牌忠誠鎖定下游用戶。90年代的行業低谷始于性能更優的進口數控系統和中數控機床大量涌入（關稅減免），而最近這次大衰退則與制造升級的大趨勢密切相關，這一趨勢對工業母機的加工精度、效率和復雜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新中國建立機床工業時確立的特殊分工結構：即對通用機床發展路線（與專用機床相對，即加工范圍廣、適用場景多的機床，強調標準化與互換性、易于維修，下簡稱“通機路線”）的選擇。

通機路線不僅決定了不同機床企業在產品線定位上的分工原則（主機形態分工還是目標行業分工），也決定了機床企業與用戶企業之間的關系性質（單純的交易關系還是基于“用戶-生產者互動”的合作創新）。但通機路線與機床工業的創新發展規律相悖，這使其成為我們理解今天中國機床工業所有困難的“總開關”。

通機路線導致的“兩個不知道”之怪現狀

從機床工業發展的歷史來看，用戶（的）工藝需求都是機床工業產品創新的重要驅動力，有些時候用戶甚至是機床創新的重要技術來源，這就使得專用機床一直是機床工業的重要門類，甚至在近年來已經發展成為行業主流。而很多通用機床則是跨場景、跨行業工藝經驗匯聚的結果。正因如此，機床工業被創新學者劃入“供應商產業”。

但在新中國機床工業發展史中，通機路線使得用戶和用戶工藝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即便每次行業困難時都會有“做好用戶‘總工藝師’”的呼聲，然而這一路線仍舊積重難返。

直至進入這一輪行業衰退之前，正如一位機床企業人多年前親口告訴筆者：

“大量通用機床生產企業仍然不知道自己的用戶是誰？不知道用戶如何使用這些產品？”

在市場經濟中，這“兩個不知道”看似不合常理，卻恰恰反映了中國機床工業發展的歷史路徑與慣性約束。

中國機床工業轉型困局的歷史根源

在新中國建立機床工業的過程中，由于財力支絀，加上對機械工業發展規律的認識不足，當時的行業決策者拒絕了蘇聯顧問優先發展專用機床的建議，選擇以通用機床作為機床工業落實“勤儉”方針的突破口。

“抓住社會主義建設急需的通用機床，從仿制入手”，優先解決“有無問題”，“如果落后些，生產很快，也是好的�！被�于這一思路，陳云親自主持開展機械工業的“工廠定向”和“分工”，提出“（機床廠）化為專能、（用戶企業）集專能為”的指導思想。通用機床發展路線使中國機床工業在短時間內得到了迅速發展：的金切機床擁有量從之初的不足十萬臺增長到1979年的278萬臺。

那么用戶企業如何“集專能為”呢？靠的是各種身懷絕技的大師傅、大工匠。計劃經濟時期，企業裝備條件相對較差，在沒有新的生產任務時，企業中一群大師傅閑聊、喝酒，人浮于事，不足為奇。然而一旦遇到新的型號加工任務，這些大師傅就要圍著幾臺通機“各顯神通”，直到把這個活兒弄出來為止。

這一場景恰恰反映了機床生產企業與用戶工藝的脫鉤。但這種脫鉤恰恰成為通用機床應對此次制造升級的“死穴”：因為實現更高精度、效率和復雜度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將用戶企業的工藝訣竅地固化為機床控制系統中的程序代碼。通機路線卻從根本上限制了機床企業這個用戶“總工藝師”匯總、沉淀用戶工藝的活動空間與積極性。正因如此，當年號稱萬人大廠的沈機，在推廣i5系列行業級專機的過程中，甚至一度只能抽調出一二百人、組建駐廠陪產工藝工程師隊伍（優尼斯）。

通機路線還可以解釋中國機床工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奇特現象，即金屬切削機床與沖壓成形機床的行業間發展績效差別。

因為成形機床、尤其是鍛壓設備往往需要連接特定的模具才能實現加工目的。這意味著，成形機床創新存在著進入壁壘：主機廠需要或多或少地了解用戶工藝需求（表現為模具形態與指標）、具備起碼的用戶觀念和“總工藝師”意識。

相比之下，金切機床是通過操作工（用戶）控制刀具來實現加工目的，大師傅的作業技能往往至關重要，但這也使得機床廠更容易在“兩個不知道”的情況下，利用標準化部件“攢機”，行業門檻也會變得更低。截然不同的“用戶-生產者關系”導致了這兩大門類在新常態下的業績分化（如下圖表）：

在金切機床領域發生的大規模企業進入，對行業內的國企產生了擠出效應，其行業技術和競爭力的影響卻是負面的、進口替代率下滑。而在成形機床領域同樣發生了新企業進入，但民營企業擠出的對象卻更多的變成了外企，這在利潤總額指標上反映的尤為突出，行業進口替代過程也隨著新企業對外企的擠出而進一步提高。

當然金切機床工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同企業的歷史約束、能力基礎和用戶關系各有差別，決定著他們重建“用戶-生產者互動”的進展。那些出生在市場化環境中、又有一番雄心壯志的民營企業，往往是這條路上的先行者。

北京精雕在加工中心市場上的轉型升級，就是與富士康加工車間里的夜班工人一起完成的。大族激光在大尺幅激光切割裝備上的迅速提升，離不開他們二十年激光加工工藝的積累（并最終轉化為他們數控系統中的關鍵設置），也離不開宇通客車等用戶的帶動。從通用機床和控制系統起步的科德數控（大連光洋），則是在無錫透平、株鉆和航天三十一所的車間里想明白這個道理，清華博士出身的陳虎甚至曾經為此專門寫了一篇題為“五軸數控機床都是專用機床”的論文。

新常態下的中國機床

創新轉型為何如此之難？

在2019年夏天一次機床行業研討會的間隙，陳虎曾經向筆者感慨：

“了解用戶工藝最終拼的是售前，可全中國只有一家機床企業售前人員比售后人員還多，我們的路還很長��！”

在這條漫長的轉型道路上，做通用機床起家的國有企業則在蹣跚躑躅：退，已無路可退，不過是在斷崖式下跌中“做一臺賠一臺”、最終墜崖身亡；而進則自廢（通機）武功，彎道超車是未知之數，還要面臨來自地方政府的壓力。

沈機以莫大的勇氣和驚人的成本去探索一條“行業級專機+企業級售后陪產”的出路，而更多的企業甚至連勇氣都不知道在哪里。

在這一過程中，普什寧江或許是金切國企中僅存的碩果，一方面得益于復雜的股權結構稀釋了地方政府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源自行業內悠久、原始的市場化基因：作為一批擴大自主權企業，寧江早在1979年就在《人民日報》打出了中國機床工業廣告，堪稱國有機床企業改革、專用設備開發的弄潮兒。

在“通用”與“專用”之間的選擇，決定了機床企業學習與創新的方向。但意識到方向轉變的重要性只是創新轉型的一步，更為重要的是把必要的資源、人力物力投入到專用機床開發與相關技術積累的創新活動中去。

但在本世紀初的黃金十年宣告結束之后，支持機床企業健康發展、創新驅動的結構性因素就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導致大批企業遭遇了困難，“由大變強”的轉型之路也走進了死胡同。

在創新的理論研究中，我們將支持創新型企業健康發展的結構性因素歸結為三類，即戰略控制、財務承諾與組織整合。戰略控制的作用是確保企業創新方向不跑偏，堅持努力直到把新技術、新想法變成錢。在這個“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過程中，持續的資源投入須臾不可少，財務承諾就是強調資本投入的重要性。而人才投入則不只是研發人員，還需要制造、銷售、管理各種職能的緊密合作，此即所謂組織整合。

那么中國機床工業的戰略控制、財務承諾與組織整合又表現如何呢？

“蛋糕變小了，分蛋糕的人卻增多了”

先看戰略控制。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并不是所有機床企業都將技術創新視為競爭力的來源，那些重視技術的機床企業也并非都認識到從通用機床向專用機床轉型的必要性。那么致力于轉型的企業又能否心如磐石地堅持下去呢？答案是很難。

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的行業新周期，僅用了5年時間就將行業最終產品產值壓縮25%（從2011年的283億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216億美元）；而與此同時全行業企業總數卻從2011年的4385家，上升到2015年的5656家，漲幅超過25%。

這意味著，蛋糕變小了，分蛋糕的人卻增多了�？紤]到全行業穩中有降的進口替代率，“劣幣”和“良幣”到底誰驅逐了誰，一目了然。而林文中提到中國通用這種央企集團在機床工業轉型中的作用則有待觀察：如果中國通用能夠堅持產業思維，發揮央企在投融資方面的優勢，沈機等“子弟兵”的創新轉型或可一搏；如果其采取短期化導向、堅守“保值增值”的財務底線，對沈機等企業創新轉型的戰略控制反而不利。

蛋糕的變化還會影響到分蛋糕的人創新轉型的財務承諾。作為工業母機，機床的創新發展離不開下游用戶的“真金白銀”。但自2015年以來，我國工業企業的資產增速和投資熱度都大幅下降：規上工業企業的技改投入從2011年的4293億元降至2018年的3233億元，整個經濟體系的資本形成率更是驟降近半。所有這些都決定了中國機床創新轉型的奶水不足。

更重要的是，如果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機床工業長期存在產品定價偏低的問題。計劃經濟時期，作為上游支柱產業，機床工業和能源工業（林煤油氣）負責為整個國民經濟體系提供廉價生產要素，這不僅使中國工業體系迅速成型，也為后來的融入分工體系創造了條件。但“提供廉價生產要素”的體制定位也把機床工業與能源工業雙雙推進上世紀90年代痛苦的深淵：三年脫困之前，這兩個行業的國企虧損面位居各工業門類前列。

此后，體制定位變成市場定位，并直接催生了“經濟型數控機床”這一有中國特色的產品門類。同樣一套發那科數控系統，臺灣企業的配置成本有時要比大陸企業低兩萬，但大陸整機的價格甚至比臺灣產品更低。就是在如此艱難的價格競爭中，大陸機床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愣是憑借強大的供應鏈管理能力，在黃金十年期間從臺企手里奪回失地，還為后來的創新轉型留下了“蘆蕩火種”：現在，國內已經出現了定價高于韓、臺競品的中數控機床。

嚴重的人才流失

行業動蕩、斷崖式下跌、生死失速，覆巢之下，自然會威脅到企業技術創新人才的供給。對機床工業來說，這種威脅不是從高考開始的，而是從中考開始的。進入職校學手藝、學做工的那批學生，是在中考中被分流過去的；高考中的贏家則在千軍萬馬擠金融經管；而在最近的“新工科教育”之前，中國的工科教育已經被SCI指揮棒誘拐多年。

當年筆者訪談的一位即將退休的工藝工程師（供職于濟南二機床）曾經抱怨：“這年頭培養的大學生，連三點調平都不會，咋干活��！”（類似的抱怨還來自建機、汽車、甚至生物醫藥行業。）眼下持續的經濟緊縮則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威脅：技工學校提供的社會培訓服務，已從2012年的550余萬人次下降到2018年的420萬人次。

如果把鏡頭拉長，我們會發現今天機床廠里那點兒手藝也很有可能是上一代留下的些許殘存：經歷過60年代“高精度精密機床攻關”的一代技工在進入新世紀之后陸續退休，而在他們退休之前的很長時間（幾乎整個90年代）機床工業嚴重不景氣，人才流失嚴重，經驗傳承后繼無人是真問題。筆者訪談的一位2005年參加工作的工藝工程師曾經感慨，在他進廠之前，他們車間“八年沒留過青工了”，結果就是“七八個大師傅摁著我一個學徒拼命教手藝”，生怕自己一身絕活斷了香火。

“沒有04專項，他們干不到今天”

總而言之一句話，時下的中國機床工業，要人沒人，沒錢，絕大多數時候“劣幣驅逐良幣”。創新轉型，咋轉？！

尤其是對于廣大民營機床企業來說，這就對企業領導人的“骨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未必老，但要硬，有時甚至需要些“打落牙齒”的狠勁與決絕。

在這一方面，大連光洋進入機床工業的經歷堪稱傳奇：與北京精雕、大族激光等在裝備工業中常年摸爬滾打，與用戶共同成長起來的企業不同，從工控設備和鈑金發家的光洋，進入機床工業甚至帶有賭氣成分，只是因為于德海（光洋的創始人）看不慣西方企業在數控機床領域封堵中國，于是在2000年前后抱著“為中華之崛起”的心態、“豪擲”一個億開始了機床數控系統的研發工作。此后十余年，光洋擠出工控、鈑金業務賺下的每一個銅板，毅然決然投入到機床全產業鏈（從數控系統起步、自主開發機床配套、跟進研發主軸電機、光學測量儀器等關鍵功能部件）的技術儲備、產品布局和市場開發。

但即便如此，筆者曾經與光洋的同志們討論過一個問題：

“沈機花十幾個億開發i5系統這件事發生在光洋進入數控機床工業之前，光洋還會砸下一個億進入這個行業嗎？”

當時他們沒有回答，只有猶疑……

他們可以確定的是：沒有04專項，他們干不到今天。

04專項這十年：

歪打正著擦出星星之火

從某種意義上講，光洋的確應該感謝04專項：無論如何，如果沒有專項的支持，光洋這種做工控出身的“門外漢”根本不可能擠進機床工業、站穩腳跟，更不用說逆勢上揚、成為今天中國的五軸數控機床生產基地。而要理解04專項對整個機床工業的意義，就需要理解現代機床的技術迭代方向，以及04專項在這些方向上做對了什么。

自1952年數控技術誕生至今，信息與通信技術改變了機床工業的面貌。簡而言之，機床創新開始具備越來越多的“科學化”（將用戶工藝經驗翻譯成運動軌跡方程、直至控制程序代碼）和學科交叉（光機電液）的特征；單純靠經驗化的測繪模仿（開發環節）和手藝，已經無法支撐機床企業的持續創新升級。但遺憾的是，在進入本世紀之前，中國機床工業的創新活動就是圍繞著測繪開發展開的。

1999年的科技體制改革又破壞了從行業層面支持科學化和學科交叉的持續投資機制。其后果是數控機床開發手段落后、基礎理論支撐不足。直觀的反映就是很多企業的研發流程中甚至不包括計算驗證的環節，這使主機廠還沒來得及吃透機床結構合理性、技術參數設定、功能配置等關鍵問題，就匆忙將新產品投放市場，留下的只是一堆“形似神不似”的經濟型數控機床，和長期徘徊不前的行業基礎技術指標（典型如可靠性）。

雙重轉型：

把“用戶”和“科學”都找回來

這意味著，在進入本世紀黃金十年的時候，緩過勁來的中國機床工業需要以雙重轉型打通整個創新鏈條：

一方面是在形成產品概念的環節“找回用戶”，理解用戶需求、服務用戶工藝，回歸“總工藝師”的行業定位；另一方面則要在完成產品設計的環節“找回科學”，重建行業或企業研發的科技基礎，以適應機床工業科學化、學科交叉的發展趨勢。

而在泥沙俱下、“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競爭環境中，04專項就成為糾正市場失靈，幫助機床企業“找回用戶”、“找回科學”的重要推手。

科技重大專項的設計很大地參照了“官產學研用”合作創新這類老掉牙的書本經驗，04專項更是明文規定：主機開發、數控系統開發項目的上下游共同申報機制。但就是這些老掉牙的教條，卻歪打正著切中了中國機床工業的病根。

通過強制性的“背書”，04專項把機床工業與本土用戶這兩條在“八五”之后分立十余年的平行線生生拉到了一起。那些曾經在新中國機床工業史上短暫出現過的創新聯結——設備企業與用戶合作對話、溝通需求的制度結點（從九大裝備到二汽“聚寶”的工業部委合作機制），在被行政體制改革消滅近20年之后，被再次引入到機床工業。

前面提到的精雕、光洋、寧江、濟二都是這種“背書”的受益者。而“背書”的項目范圍也從初的單機單臺套設備轉向成套設備聯合開發。2018年之后的“換腦工程”以及“兩機專項”（航空發動機和燃氣輪機重大專項）與04專項的對接，則將這種重建“用戶-生產者互動”的制度努力推向高潮。

在被進口設備擠出市場二十多年之后，國產數控系統與五軸數控機床重新撬開了航空、航天、能源等挑剔用戶（Demanded Users）的大門，用戶對本土供應商的信任正在恢復。

除了在“找回用戶”過程中起到了臨門一腳的關鍵作用之外，04專項也成為部分參與企業“找回科學”的重要契機。雖然專項本身并不支持這類技術開發基礎平臺的能力投資，但其目標產品卻對企業的開發手段和平臺建設提出相當高的要求，這就在無形中推動了企業自建跨學科開發平臺。

在這種情況下，以濟二、寧江和光洋為代表的一批企業就以04專項配套經費的形式補齊了機床開發“科學化”的短板，在原有技術體系中增加了大量光電、計算、測試、仿真的功能，甚至重新總結發展了規范體系，從而為新產品開發和可靠性倍增提供了堅實基礎。

還有一些企業如沈陽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則通過合作、海外并購等渠道為自己“找回科學”創造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希斯之于沈陽機床正如汽車工業中CEVT（吉利與沃爾沃合作建立的歐洲研發中心，位于瑞典哥德堡）之于吉利；至于二者成效上的差別，看看關錫友與李書福兩位老大的自由度空間，也可理解一二。

主機廠“找回用戶”、“找回科學”的努力，也對產業鏈上游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帶動作用。這種帶動一部分來自上游企業本身：那些擺脫了低水平競爭、逐漸轉入創新驅動的功能部件企業，其中不乏04專項的承擔企業。還有少數主機廠也在向產業鏈上游主動延伸。這些向上游回溯的主機廠往往受到相應的政策激勵（如承擔專項開發任務、甚至受到某些政治與輿論壓力），訴諸外援卻求而不得，事關重大又不容耽擱，最后只能自力更生。在當前特殊的政治經濟形勢下，上述兩種產業鏈聯動機制都顯得尤為重要。

 04專項的教訓是什么？

總之，作為意志的體現，04專項的實施為中國機床工業引入了合乎行業發展規律的活水，為機床工業找回用戶、研發升級、和全產業鏈集體突破提供了支持與推力，為下一步的行業轉型留下了星星之火：專項本身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也從初的歪打正著，逐漸變成有意識的政策探索。

當然，作為一種新的政策嘗試，它不可能解決三十多年體制機制改革留下的各種問題。為市場化改革的延續與糾偏，04專項在推動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和創新主體的過程中亦有偏頗。

整體而言，其教訓有三：

一是專項成果更多表現為一些局部“點”的突破，在行業內的帶動效應不強，這與公共財政支持開發項目的初衷相悖；

二是受行業價格機制慣性影響，項目成果定價有些“雞肋”，既不能體現機床工業戰略性，也無法調動參與企業積極性，還會影響項目效果；

三是項目運作周期仍然不能充分適應機床行業的特征，滾動性強、持續性弱，存在用故事和PPT評價工業母機的風險。

但無論如何，在中國機床工業“找回用戶”、“找回科學”的創新轉型進程中，04專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用正確的方式走正確的路

基于上面的討論，嘗試給出幾點盡快改善中國機床工業局面的幾點建議，權作收尾。

沒有來自市場的回饋，任何創新都是空談。當前行業下行壓力繼續加大，企業開工率繼續降低，今天的中國機床工業迫切需要投資：對機床工業本身的硬件投資（研發條件和生產設施的升級），以及對下游用戶產業的裝備投資。本世紀初的機床工業黃金十年，就是以工業國債重大項目和下游產業蓬勃發展“雙管齊下”的形式解決了行業投資需求問題。今天又到了這個節骨眼上。面對當前日益緊張的政治經濟形勢，機床工業的自主可控、持續發展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重要。機床是典型的軍民融合、寓軍于民產業，如果因為民口用戶需求不斷萎縮，而把本土機床工業拖垮、把創新轉型拖死，項目也勢必面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因此現在亟需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用發展的手段解決問題，充分利用投資活動的合理成分，充分釋放實體經濟的投資需求。

邁克爾·波特在競爭優勢研究中提出了“挑剔用戶”的概念，以此說明上下游合作對本土產業鏈發展的重要性（比如日本民眾對攝影的愛好，拉動了其相機工業的自主創新）。對于機床這種化供應商產業，挑剔用戶的工藝要求是產品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動力，而航空航天、船舶、能源裝備、汽車等就是典型的挑剔用戶。這也是林文對中國機床工業的建議之一，并將國資委對國有企業（國企是這些挑剔用戶行業的主力）的考核導向視為解決問題的方向。

當然，這一問題在現實中的解決框架遠超國資委的職權范圍，“換腦工程”就是典型例證。即便是“換腦工程”，也僅是存量改造，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增量，而真正有質量的增量始于用戶企業的自主創新。如果用戶企業一直瞄準國外現成產品打“移動靶”，他們對國產裝備的要求就很難超過進口設備的成熟指標；此時除非被人卡脖子，否則挑剔用戶們就難以割舍進口裝備這個“夢中情人”，這只會使國內機床企業陷入被動的模仿。因此，讓挑剔用戶們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心策略就是逼著他們告別跟隨模式、自主產品創新。

基于“用戶-生產者互動”和“科學化”這兩點基本規律，如何理解機床工業的關鍵共性技術開發，是本文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如前所言，工業研發院所體制改革二十多年來的歷程表明：機床工業原有的共性技術體系并不符合行業創新與發展的要求。歸根結底，當年那個“七所一院”的結構是一個缺少用戶觀念、缺少工藝概念的共性技術體系，它更多地服務于通用機床主機廠的“攢機”需求（型號測繪、工藝編制），而不是下游用戶企業的作業需求。當這個體系被人為打散之后，各主機廠和功能部件企業也很少能受益于其中積累的共性技術。

相反，大量案例表明：那些在市場上成長起來的領頭企業都是按照用戶需求的邏輯，自主開發了局部共性技術。精雕和大族的數控系統就是這樣長出來的；沈機的運動控制技術也是按照專用工藝要求開發的（航空工業的成飛S試件）；大連光洋則是在挑剔用戶的需求鞭策下完成了數控系統實用化改造，還在這一過程中開發了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光學測量技術。

所有這些例子提醒我們：機床企業并不需要一個高高在上的、脫離工藝環境的共性技術開發體系，他們更需要一個問題導向的技術支持體系，一個在他們解決實際問題遇到困難時、能夠提供“科學化”（基礎研究）和跨學科開發支持的“后腰”，而所謂共性技術不過是眾多企業共同關心的那些焦點問題的公約數罷了。

要推動機床工業“找回用戶”、“找回科學”，需要解決市場化過程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問題。

這意味著中國產業升級的決策者擺脫對純粹“市場機制”的迷信與盲從，更加積極主動地設計好、運用好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唯有如此，才能重建中國工業體系的母機與柱石。

祝中國機床工業好運！

-2015年3月作者調研沈陽機床-（本人對機床工業的研究工作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的資助。）